福建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4429412.html百科TA说特邀作者:唐瞬
1.好电影挑选观众，就像好诗好小说挑选读者。
今天好电影并不比好诗好小说多，但电影总比诗歌小说来得热闹。一部大电影的诞生，总会伴随一场夏雨前雷鸣电闪般的宣传攻势，而大众又心太软，总被广告、片花、软新闻、明星噱头骗进影院。只是，真正的好电影像好诗好小说一样，不太好懂（好电影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弄懂），等普通大众在影院发现自己像傻子，眼睛、耳朵、身心都不管用时，就开始大大咧咧地骂起来，毕竟，他们自以为是花钱来享受的大爷，而不是来受虐的。不好懂的电影挨了普通观众的骂，而太好懂的电影又在挨精英观众的骂，骂它们烂俗、媚俗、没有艺术节操。
有多少观众，大概就有多少种观看。不同阶层的观众观看同一部电影，对电影艺术、影像叙事及导演语言的理解，必然千差万别，各有所持。凡夫俗子看电影就像看新闻、相声、段子，追求故事、刺激、娱乐；而少数精神贵族却注重电影艺术的本质：影像艺术性、文学性、批判性，人物角色塑造，以及其对时代精神的呈现；更加复杂的道德、更加模糊的性格、更加纤细的人物形象才是他们想要观看到的。一部分人认为精彩绝伦的电影，另一部分可能认为无趣至极。为此，审美不仅存在偏见，更允许包容偏见，尤其是专业性偏见，正如波兰导演克利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我拍摄电影大概是出于自己的抱负。真的，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拍摄电影的。”
波兰导演克利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企图平衡各具形态各有所指的审美差异性，是每部商业电影重点琢磨的问题，而真正专注电影精神层面的导演，他们的审美指向从来都是自觉地挖掘内在世界的影像投射，直觉、主观、独特，与那些迎合大众的、庸俗的电影，气质上完全迥异。为此，俄罗斯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告诫后辈：“导演更深入探讨他们所关心的范畴。忠实的观众与受欢迎的导演始终并存；因此，不必考虑所谓受观众欢迎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视电影为艺术，而非娱乐。事实上，拥有大众品位的东西，应称之为大众文化，而非艺术。”
2.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文学性是其基础。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它离不开故事性、戏剧性、影像性等要素，但究其根本，文学性才是其基础。作家孙甘露在谈论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时提出一个概念，“从修辞的角度来讲，电影是一种二级文学，文学是一种二级电影”。
基耶斯洛夫斯基讲了个小故事。一九九三年，他在华沙过圣诞节，无意间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辛波斯卡（对，就是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诗人）的诗集，他买了下来，准备送给一位朋友。尽管都是波兰人，他和辛波丝卡却从未碰过面，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共通的朋友，但在诗集中，他意外地发现，《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他的电影《红》十分相近。于是，他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经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我在看完电影《红》之后，立刻找出辛波斯卡的诗出来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电影中似懂非懂的情节，被辛波斯卡的诗句一下子就点拨清楚了；而每句诗又能从电影中找到合乎情境的画面。电影的结尾与诗歌末句意象惊人一致，“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而充满情节的书本/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难怪，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将诗集留了下来。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从来都不太好懂。他说，“在我的电影中，事情很少是直接说出出来的。通常是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幕后，你看不见它。它可能体现在演员的表演中，也可能不在其中；你可能感觉的到，也可能感觉不到。”但这无碍众多影迷喜欢他的电影，因为我们真实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有些东西我们能感觉得到，太多东西我们却无法感觉得到。
辛波丝卡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致辞《诗人与世界》中说：“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词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的或正常的——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接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从谈论诗人的角度来谈论导演，从解读诗的角度来解读电影，从捕捉语言的角度来捕捉影像，我们对电影所表达的、所诠释的东西，就不仅仅是观看所得，还有，至少还有一些凭借身心才能感觉到的、视听之外的、无法言表的东西。
波兰诗人辛波丝卡
3.好电影始终难以摆脱其文学性。
这就意味着，好导演的文学趣味对电影创作来说，不是无关紧要，而是至关重要。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此，姜文也是如此。
姜导的文学趣味广为人知。据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师张仁里先生回忆，当年考场上，高中毕业的他就能背诵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在筹拍《让子弹飞》期间，姜导研究古诗词走火入魔，直接寄送自作古诗词给师朋好友，以求鉴赏。他的旧体诗写得绝妙极了！比如这首：风高浮云远，春短日子长。帘外无落花，心下有余香。此外，他还经常给朋友发文言短信，演员孔维收到过一条，怎么也舍不得删：“人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又曰：世人但有殊癖，且终身不改者，名士也。过节好！”经高人考证，前半句是明末文人张宗子的话，后半句则是姜文的杜撰。
姜导的文学趣味还体现在的阅读偏爱和小说改编上。他的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第二部作品《*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第三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的原型是叶弥的小说《天鹅绒》，第四部作品《让子弹飞》改编自《盗官记》，第五部作品《一步之遥》改编自历史事件“阎瑞生案”。由此可见，姜导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基础上，而且，他看中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不太知名的（《动物凶猛》例外），或因他的电影变得知名了。
他从文字世界彼岸出发，敏感捕捉到暗藏其间的画面感，再运用画面连接重构人物、故事情节及影像世界，并由此拓展出新的价值体系，最终发展出此端的影像作品。几部作品中，《太阳照常升起》尤为突出，姜导以他独有的诗人的意识，彻头彻尾将影像诗意化。电影人焦雄屏说它是“一阕瑰丽的影像诗”；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则说，“是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接近于诗的”；作家王朔也佩服不已：“那是一个心灵投射出来的一种铺张的美，并非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