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及五次变异
阳光下的微笑-09-17
1．何谓文化基因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的生命是由基因（gene）或遗传因子即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演化而成的。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孕育、种族、血型、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环境和遗传不但互相依赖，而且还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衰、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组成简单生命最少要到个基因。
基因具有双重属性：物质性（生命存在方式）和信息性（根本遗传特性）。基因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能忠实地复制自己的母本，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二是在繁衍后代时，基因能够“突变”和变异，即当受精卵或母体受到环境或遗传的影响后，基因组就会发生突变或产生新的优点也许是有害缺陷等。可见，人除开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之外，事实上还必然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基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表明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的巢臼。换言之，生物基因是人的自然属性，文化基因是人的社会属性，二者的结合就构成所谓的“人性”。如果一个人的生物属性重于社会属性，这样的人就是比较野蛮的，或欠缺文化；反之，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属性重于生物属性，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比较有文化或比较高尚的人。应该认为，我们怎样去认识和判断一个人，文化的角度往往是非常适用和合理的。什么是人的“文化基因”？其实，人最早的文化基因不过是附着于人的生物基因之上的某种社会文化的遗传属性，它并不是一种单独的基因。换言之，它就是人的生物基因对父母之社会文化属性的遗传。一般而言，如果父母具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属性，其子女的基因也会具有较好的社会文化属性。但是，一个人基因的社会文化属性虽然会从父母的遗传获得相当一部分，可最主要的社会文化属性却是由后天逐渐养成的。也许，一个人先天的社会文化属性大致可占20——30%，而后天养成的社会文化属性则应占到70——80%。因此，人的基因事实上就是生物属性与社会文化属性的集合体，并且，其社会文化属性一定会随着其社会阅历、教育等的增长而不断增长，最终深入一个人的生物基因之中并成为其最主要的基因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造环境，但环境也造人。所以，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文化动物，或精神动物，绝不是物质动物。马克思说，人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然后才能从事哲学、*治、文学、艺术等。这个话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一旦人解决了这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精神生活立马就会凸显出来，甚至超过物质需要而变成人的第一需要。著名的凯恩斯曾经说过，统治世界的东西不外乎是一些思想而已，绝不会是某些物质力量。我们在谈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前，还必须对什么是文化有所了解。就当前世界对文化的理解而言，根本就没有定论，其定义有好几百个，真可谓莫衷一是。但有些基本点还是具有共识的。比如，大家都比较倾向于接受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定义，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这些东西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有中国人认为，文化就是“人化”，即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逐渐成长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的不断被“文化”和变成一个文化人的过程。在整个文化之中，毫无疑问，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最核心的东西，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但决定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而且若干人的最主要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集合，就构成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决定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发展状态。
2．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形成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追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基因的形成，我们首先得看中国人所处的地理环境。虽然我们不太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也绝不能否认地理环境的巨大作用，前面我们说过，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是持相当肯定意见的。中国这块地方显然属于大陆型的地理结构，东北、东南濒临大海，西南有青藏高原和无数高山大川的阻隔，西北、北方面临广袤的大漠戈壁和荒原，所以，中国这块地方远古时代基本上就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大陆，四面屏障，关隘重重，自成一个独立的自然生态圈，这种大陆型的地理结构必然决定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一方面要靠自强不息地奋斗才能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又是较为封闭保守的，这两方面的综合就大致构成了中国人最早的社会文化特征。其次，正由于中国较为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远古的农耕文化比较发达，而这种早熟的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既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辛勤耕耘，又在总体上比较安稳。辛勤耕耘必然养成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比较安稳又必然养成中国人较为封闭保守的文化精神。再次，中国人在大陆型的地理结构和早熟的农耕经济基础之上最早构建起来的*治结构，就是一种典型的“家国一体”的*治结构，这种*治结构既无条件地要求每一个人为家为国努力奋斗，又要求每一个人无条件地包容家和国的一切，既在奋斗中建功立业，又在奋斗中包容万物。所以，这种“家国一体”的*治结构孕育出来的个人人格或民族的文化精神，必然是整体至上，也就是今天大家讲的集体主义至上，相对的必然是个体受到压抑和控制。中国人这种文化基因的形成，我们还可从远古一直流传下来的诸多神话中得到验证。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等，无不既体现了中国古人“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和奋斗精神，同时又体现了中国古人敢于用自己深厚的道德胸怀来包容万物。大概到商周之际，经过了伏羲、周文王等人的共同努力，中华民族的第一部传世经典《周易》终于问世了。很多人都把这部书看成是算命打卦的书，其实不然。严格说来，《周易》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越的哲学巨著，堪称中华民族的第一座文化高峰。它最为难得的可贵之处或者说真正的精华所在，是对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并逐渐养成的文化基因进行了科学总结，同时又规定和指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今后的发展、变异方向。所以，《周易》的精华在“学”而不在“术”。《周易》开宗明义第一卦是“乾”，“乾”卦就是教导人们始终要“自强不息”地去奋斗，不管你是“飞龙在天”，还是潜之深渊，都必须努力奋斗，千万不可懈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体现的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第二卦是“坤”，“坤”代表大地，一个人在努力奋斗之中，还必须学习大地的包容精神，要像大地一样包容和涵养万物。“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体现的是中国人的阴柔之气。“乾”“坤”二卦既是《周易》的开篇，同时又是《周易》的核心。可以认为，整部《周易》的64卦，始终就是紧密围绕开头的“乾”“坤”二卦来展开的。实际上，“乾”“坤”二卦讲的就是“阴”“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和合。事实上，《周易》揭示的就是中国人自古养成的“阴”“阳”统一于一体的文化基因结构，“自强不息”是“阳刚之气”，“厚德载物”是“阴柔之美”，这是一种十分完美的二元的文化基因结构，它很像西方人揭示的人的生物基因的“双螺旋结构”。
3．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一次变异
《周易》对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进行总结、归纳之后，很快，周武王就于公元前年一举灭掉了商，建立了新的西周王朝。现在中国的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周就是真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奠基时代，甚至连“中国”这个名称也是西周才有的。很可能，“中国”这个国名不但表示着这个国家处于世界的中央，同时还表示着这是一个行“中道”（也就是后来的中庸）的国家。同时，西周还建立起了一套极其完整和极其严厉的“礼制”，任何人都不得僭越。比如车马制度，什么官员坐几匹马拉的车，都有严格规定，严禁僭越，今天中国各级官员的汽车排量规定，难道不就是沿袭了西周的车马制度吗？可以认为，西周对于中国的奠基和“礼制”的建立，就像给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打进了第一根楔子，它毫无疑问地引起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一次变异，并且非常明显，这次变异的结果是陡增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的“阴性”成分，它使中国人越来越服帖了。当然，很多人都把西周时代看成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最好时代，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后来的很多时代都看成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后来的孔夫子不是要主张“克己复礼”吗？他要复的不就是周礼吗？如果说以前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阴”、“阳”二气基本平衡的话，那么，经过了西周几百年“礼制”的熏陶之后，显然，中国人“阴气”的成分就重于“阳”气了。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有个美国人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写了一本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书《菊花与刀》，“刀”代表着日本人“武士道”的拼搏精神，属于日本人的阳刚之气；而“菊花”则代表了日本民族彬彬有礼的阴柔之气，属于日本人的阴柔之美。所以，日本人的文化基因也是“二元”的。应该说，日本人的文化基因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非常类似，完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谁都知道，日本人就是中国人的后裔。据典籍记载，秦始皇时代，著名的徐福曾带童男童女出海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仙药，后来杳无音训了，也许徐福就跑到了日本。今天，在日本的很多地方，都有纪念徐福的庙宇和物品。我记得，在年左右，我曾接待过一位在中央民族大学访学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冈田宏二，他当时准备到西南三峡等地考察，他主要想考察中国的稻作文化，他说，也许日本的稻作文明就是从中国的西南地区传过去的。当然，日本人的“二元”文化基因与中国人的“二元”文化基因又存在着较大差别，也许这就是文化基因变异的结果。如果说日本人与中国人文化基因的根基本相同的话，那么，由于日本是一个狭小的海洋岛国的缘故，又加上日本年“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的急剧变异，所以，其文化基因的“阳刚之气”已大幅度增加了，而“阴柔之气”则相对减少。依我看，日本人文化基因中的“阳气”可能要占到60——70%，而“阴气”只有30——40%。反观中国人的“阴”“阳”二气，自古以来，基本上就是阴盛阳衰，到今天，我看“阳气”大概有30——40%，“阴气”则有60——70%。这正是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文化基因或民族性格上的最大差异。如果我们再把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人的文化基因进行比较，其状况大致与日本人差不多。当然，西方人文化基因的变异比日本人要早得多，他们大概从13世纪末的“文艺复兴”开始，其“神性”的文化基因就开始了向“人性”的复归，很快，“人性”的阳刚之气就占了主导地位。可中国人呢？基本上还是以“神性”为主，真正的“人性”，人的尊严一直未能占到主导地位，悲哉，惜哉！实际上，就中、西方对自身文化基因的看法而言，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决定了中、西方*治、经济的不同走向。西方人认为，人的文化基因也就是所谓的人性都是恶的，因此才必须要制定严格的规则也就是法律制度，一定要把恶的人性严格地控制起来，特别是对于权贵们，你不严格控制他的恶性，他就会伤人，这就叫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所以，西方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英国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一直到今天，走的就是一条宪*的法制之路。而中国呢？大都认为人的文化基因或人性都是善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完全可以通过教化等手段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童叟无欺彬彬有礼的君子，所以，中国从古至今都不愿意搞真正的法制，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特别是权贵们老是陷入一轮又一轮的贪污腐败之中，从而直接导致*权的周期性更迭，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吧。
4．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二次变异
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与世界一样，也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随之而发生了第二次巨大的变异。从古希腊到中国再到印度，大致围绕北纬30度线，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释迦牟尼“四圣”，尽管他们相隔千山万水，当时根本没办法见面，但他们却分别创立了具有窥探人的心灵之共同属性的不同学说。虽然他们的学说语言表达迥异，风格也相当不同，但最终都是为了深入人的心灵，揭示人类文化基因的奥秘。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号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著名的学派有十多个，但依我看，其中最主要的学派是儒、道二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史料记载，老子应该算孔子的老师，孔子曾经拜访和请教过老子。但老子不带学生，也不愿意写什么著作，如果不是函谷关的守将刁难老子，恐怕就不会有言的《道德经》留下。孔子既带了弟子，又留下了一些著作，加上后来的孔子又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所以，到汉武帝时孔子就一跃而成为中国的“大成至圣先师”，其名声不但远超老子，而且事实上已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无冕之王和文化精神象征。儒家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仁”、“礼”和“中庸”。“仁”是人们的内在本性，也就是任何人的文化基因里都具有的“仁”心；“礼”是外在表现，一个人有了“仁”心，他的外在行为就会是彬彬有礼的；“中庸”是一种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的“至善”境界。儒家认为，虽然人具有这些本性，但仍然离不开后天的修养，“玉不琢，不成器”，但修养是有一个过程的，甚至还有一定的步骤，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儒家主张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阴”性的东西较多，但儒家又主张中国人必须通过若干“阳刚”的手段努力修炼，以最终达到“中庸”的至善境界。道家认为，中国人的根本文化基因就是所谓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争天下先。“慈”与儒家的“仁”差不多，但道家与儒家的追求目标和修养方法则是根本不同的。儒家主张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家尽孝为国尽忠等；道家则主张“无为”，“无为”中而为，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等等。可见，道家文化基因中的“阴”性远重于儒家。大概到东汉、隋唐，佛教又传入中国，并且，很快就被“中国化”了，甚至在隋唐的一段时间，佛教还一度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佛教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皆苦，人只有通过刻苦的修行，充分发挥本然的“善心”，死后才能进入极乐世界，最终达到凤凰涅槃的境界，否则就下地狱。也许，佛教中的文化基因主要就是“阴”性的了，当然也会有一点“阳”性，但其比例已经很小了。至此，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已得到了三重发挥，并且，反过来又促使中国人的“二元”文化基因变异为复合的“三元”或“三维”文化基因。儒家主要是教导人们要把自身内在的“仁心”与外在的“礼数”高度地统一起来，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三*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何等的壮哉！一般而言，儒家主要适合于一个人的上升期和官场，你看哪些官场、商场或情场的得意之人，那个不是趾高气扬，那个不是满口仁义道德。道家主要是教导人们要退后一步天地宽，万事顺其自然，千万不可强求。逍遥、隐忍、不争等，实乃人生的最高智慧。一般而言，道家主要适合于一个人的没落期或无意仕途的知识阶层。当然，如果应用道家的种种手段去争取仕途，也许还是相当高明和老辣的。所以，中国人往往又把道家之术看成是君王或达官贵人获得进取的既冷峻又有奇效的极其高明深远的谋略。佛家主要是教导人们向自己的身后看的，人生一切皆苦，实在没什么留念的，还是争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一般而言，佛家主要适合于一个人万念俱灰的时期或哪些已经万念俱灰的人。可见，儒、道、佛三家对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既进行了多维的发挥，又指明了一个人或一些人不同时期的进退策略。难道不是这样吗？你看那些处于上升期的，该是多么地满面春风呀！又看那些开始没落的，一个个总是退避三舍；再看那些万念俱灰之人，巴不得整天吃斋念佛、阿弥佗佛算了。这种“三维”的文化基因或精神结构，不但适合于每一个人，而且还适合于每个人的不同时期，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样一种“三维”结构中找到自己的精神依托和归宿，不必烦恼，这该多么地美妙啊！由儒、道、佛三家对远古中国人“二元”文化基因的发挥，到宋、明时代就完全形成为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明末清初，屈指算来，应该有二、三千年了。那么，在儒、道、佛三家中，到底谁是主体呢？传统的观点认为，儒家是主干，道、佛为两翼。当然，也有人认为，道家是主干，儒、佛是两翼，比如北京大学的陈鼓应教授，就是这种观点。由这种文化基因养育出来的一代代中国人，说都是“变色龙”嘛，实在是辱没了祖先；说不是吧，又太像了。只要你认真地研究一下，应该从中大致窥视得到这种文化基因的精华和糟粕。中国人由阴气较重的“二元”文化基因发展到儒、道、佛“三足鼎立”的文化基因，从总体上看，阴气一直较重，所以，要说中国人的“兵法”、计谋、诡道等，绝对是世界一流的，甚至还可堪称世界的祖师爷。如果说日本人的阳刚之气较甚，但若要讲耍阴谋诡计的话，中国人绝对是他们的老祖宗。这种文化基因的最大优点，就是韧劲和包容性很足，表面看来，不太阳刚，但骨子里，仍然是我行我素。也许，这一点正是中国文化得以经久不衰延绵不绝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在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之上，不但生成出了长期的封建专制，而且还长期维持了这种封建专制的异乎寻常的稳定。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高手，只要在一定范围之内还能生存，就少有人敢于冒险。为什么在中国当年的8年（也有说14年）抗战之中，有那么多的“汉奸”和“伪*”呢？资料显示，当年成完整建制的伪*达万以上。当然，也有英雄，但是不是“汉奸”、“伪*”实在显得太多了呢？特别是从一些资料显示，当年抗日战争中，往往出现几个日本兵就能轻易押解甚至杀死并未被捆绑的成百上千的中国人的现象，真是可悲，这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已经“阴”到了极点。
5．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三次变异
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终于来了，这应该是中国人的第三次文化基因变异。如果说西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两次文化基因变异都是自身的内在变异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毫无疑问就是一次由外在冲击而来的变异了。“西学东渐”是从宗教和科学开始的，天主教、基督教等逐渐传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也相继传入中国。但是，仅凭宗教与科学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变异和中国市场的全面打开，其功效并不大，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文化基因的“阴性”太重了。所以，西方最终还是要用坚船利炮来彻底轰开中国的大门。终于，年的“鸦片战争”高调爆发了。英国人仅凭区区几万人手持洋枪衣着华丽的部队，就把个拥有4亿人口GDP世界第一的中国打了个落花流水。对于这场十分可耻的“鸦片战争”，我们当然要十分愤怒地谴责英国人，难道中国人自身就不该反思吗？凭什么你的四亿人就让几万人给稀里糊涂地打得惨败，并且人家还是劳师远征，你是以逸待劳呀？光怨人家耍流氓，可你为什么不将流氓打败呢？难道这其中的原委仅是英国人耍流氓就说得过去吗？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几万人要赶四亿头猪或牛都不可能。或者就一个*府腐败就说得过去吗？恐怕也说不过去。这里一定有国家制度的原因，领导层的原因，民族的原因，文化基因的原因等等。“鸦片战争”之后，偌大的一个中国顷刻遭到了以英国为首的世界列强的尽情蹂躏，同时，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也奋起反思。首先是李鸿章等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器物，所以他们掀起了所谓的“洋务运动”，但只是单纯地把眼光放在“器物”的层面，他们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他们必然会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极其短视的大*方针。紧接着，年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知识精英，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具有强烈的法制精神和法律制度，法制是西方文化基因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部分。中国要强盛，惟有给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也注入法制的元素，并且，还要举国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只有这样，中国及其中华民族才可能逐步强盛起来。这该是多么美好的法制之梦啊！显然，康有为等人的眼光比李鸿章等人高多了，康有为等人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内部，而李鸿章等人不过是在中国人手中的工具上做文章。一个如当空皓月，一个如蝇头萤火。但很可惜，康有为等精英不但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那个慈禧太后老妖婆几巴掌打过来，不但康有为等人斩的斩逃的逃，甚至连光绪皇帝都给囚禁起来了，他们企图用西方法制元素来改造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社会制度的梦想，终于彻底失败了，甚至至今都未能翻身。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但成就了孙中山的一世英名，而且孙中山又一次做起了民主宪*法制的中国梦。但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宪*梦在中国人异常坚固十分保守的文化基因面前，仍然是束手无策。很快，随着袁世凯的龙袍加身，“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很快就陷入长期“方州无主”*阀割据的尴尬局面。年前后，陈独秀等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他们一方面要彻底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一体的文化基因结构；另一方面则高高举起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实际上，就是要对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进行彻底“启蒙”和改造，怎样“启蒙”和改造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文化基因彻底取代中国人传统的儒、道、佛一体的文化基因。这场运动的主要后果，是把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基因撕得七零八落了，但他们所希冀的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文化基因也并没有注入中国人的心田，不过是一场活剧而已。非常明显，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开始，西方人的宗教、民主、科学、法制等文化基因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次侵入，虽然如一块块巨石投入水池一样溅起了阵阵涟漪，但这个水池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在这场“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就好像一个身处深闺的妙龄女子一样，虽然没有获得脱胎换骨的欢娱，但总算是见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总算激起了自己的春心荡漾，难道这不值得可喜可贺吗？实际上，这场“西学东渐”的过程远未结束，这不过是一个开头和预演，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是到20世纪末期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才如急风暴雨般地倾泻而来，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6．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四次变异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紧接着，年，中国共产*在中国这块长期“方州无主”的土壤上诞生。从此，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又迎来了第四次巨大的变异。这里，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先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为广大的无产者所创立的一种求翻身求解放的学说、理论、思想、意识形态系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其哲学，它以“物质第一性”为奠基石，精神当然是第二性的。换言之，“物质”不但是其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如果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那么，主要由物质所构成的经济基础自然就会决定一切，精神的东西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与我们前面说过的认为思想统治世界的凯恩斯刚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经济领域，特别是用来解剖当时并不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就创立了*治经济学。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一些人依靠掠夺和抢劫完成原始积累，迅速变为有产者，而大多数人则沦为无产者。社会的财富是无产者创造的，而有产者则凭借其资本的实力霸占了社会财富，由此，整个社会由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形成巨大的两极分化的鸿沟。为了消除社会的这一灾难性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又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充分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一举夺取*权，实行无产者的专*，并建立公有制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综合起来，其核心就是物质力量是决定一切的，无产者惟有团结起来，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最终依靠枪杆子一举夺取*权，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目标，之后迅速建立公有制，同样依靠枪杆子和无产阶级专*长期巩固*权，以求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马克思、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他们的所有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至于后来的列宁，他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权、阶级斗争、**、专*等理论，当然，他同时还是第一个成功实践了这套理论的人，所以，今天人们往往把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并列。对于这套理论系统，当时中国的一些中、下层知识精英，不但迅速地接受了它，由衷地变成了自身几乎整个文化基因，而且还尽量向整个社会进行推介，并大胆地进行社会实践。终于，只不过经过了短短的28年，到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套理论在中国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我们回过头去，中国当年的中、下层知识精英和广大的普罗大众，为什么就能迅速地将这套理论转化为自身的文化基因呢？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看，它的确是为广大的普罗大众着想的，它可以直击广大普罗大众的心灵，没有这一点，它怎么可能融入中国人的心灵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呢？从中国人传统的儒、道、佛一体的文化基因看，有很多东西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早得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和社会心理基础。如哲学上的“阴”、“阳”学说、社会学上的“民本”理论、“均贫富”、“天下大同”等等。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看，长期的“方州无主”、*阀割据、国家混乱、派系林立等等，特别是后来长期的“抗日战争”，就连毛泽东也说过要感谢日本人，正是这种长期的十分混乱的国家状况，既造成了中国人普遍求变的雄厚社会心理状况，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成功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回旋余地。从国际环境看，由于俄国成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在世界格局中迅速崛起，毫无疑问，这些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效法的成功榜样。所以，当年的中国人迅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基本上变异为中、下层知识精英乃至向广大普罗大众不断扩散的文化基因，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年之后，中国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马术”的年代，这与当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和*府希望把全国所有人文化基因中的其它成分，统统荡涤个干干净净，惟一能够留下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巴不得把全国人民的心灵都用高纯度的洗洁精洗上一遍，都成为%的布尔什维克和完全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到年的“文化大革命”，“罢黜百家、独尊马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谁又能荡涤干净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的心灵或文化基因呢？恐怕上帝也不可能。
7．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五次变异
终于，历史的车轮到了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大元勋同年逝世，铁板一块的中国慢慢地开裂了。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实际上以“监国”的身份再一次崛起，不但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而且事实上又掀起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五次变异。前面我们说过，叫大家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学东渐”的好戏，它随着邓小平的新崛起而开始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首先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依据这场讨论，不但迅速整垮了依然死守“罢黜百家、独尊马术”的保守派，而且一下子就把全国人民拉到了“实用主义”的轨道上。要知道，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就是以实用主义立国的，美国绝不搞哪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处处都是用实力和利益说话的，就这一点而言，今天的中国与美国已没有多少思想的差异了。刚一改革开放，中国人中的大批精英分子几乎都挤进了高校，这时的高校由于刚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所以比今天宽松多了，因此，这批精英们得以博览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群书和思想，霍布斯、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等，几乎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偶像。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批精英的心田不但当年已深深地种下了西方文化基因的种子，而且他们今天也大多成为了国家的栋梁，加上大批走出国门留学西方而归的人，他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事实上今天中国处于中坚的不少人士，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的已经是西方文化的血液了。虽然今天的中国也还有不少所谓左派，但绝对是少数派。到年，邓小平再加一把火，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在经济基础上直接与西方接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相生相伴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等等核心价值，既然经济基础接轨了，这些标志着西方文化基因的根本的上层建筑就没有不接轨的道理。时至今日，只要你实事求是地对所有中国人进行一下文化基因的调查，到底有多少人已转向了西方的文化价值？有多少人还抱着“罢黜百家、独尊马术”的陈规？有多少人还坚守儒、道、佛？我想这是不难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的。依我的调查、观察和判断，我想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有60%以上已经换成西方的文化基因了；20%左右仍然坚持“罢黜百家、独尊马术”；20%左右仍然坚持儒、道、佛，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孔之见，肯定不精确。现在我们回过头去，如果说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学东渐”不过是外在的蜻蜓点水，主要侧重于“器物”层面而已，那么，当今改革开放中的西方文化引进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地地道道的大换血和“转基因”了，它已远远超出了“器物”的范围，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髓和基因结构。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并未充分彰显西方文化中的若干精华，诸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等；相反，我们却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金钱、享乐、自私、贪婪、乱性、尔虞我诈等糟粕，实在可悲可叹！本来，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学东渐”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引进西方文化应该属于相互继起的关系，它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由于中途长时间的中断，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看成是两次变异了。呜乎！再过几十年，虽然中国人肯定还是*皮肤，但从文化基因上看，还是中国人吗？当然，一切都是变异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正在发生着剧烈地变异。到底变成什么？半是天使，半是魔*吧，“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8．小结所谓文化基因，不过是与人的生物基因一体化的一定的社会文化属性，其中的少部分来源于父母的遗传，大部分则是后天养成的。中国人特殊的文化基因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陆型的地理结构、早熟的农耕经济、家国一体的*治结构等。中国神话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形成和独特形式。商、周之际诞生的《周易》，不但总结出了中国先民“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和“厚德载物”的阴柔之美统一于一体的二元的文化基因结构，并且，还由此规定了中国人以后文化基因的发展方向。西周“礼制”的构建，导致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发生了第一次变异，从此，“阴性”的东西就重于“阳性”了。春秋战国年代，中国与世界一样，进入了一个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道家、儒家等众多学派产生了。到东汉、隋唐时代，佛家由印度而入并很快“中国化”。一直到宋、明时代，儒、道、佛终于三位一体，以儒为主干，道、佛为两翼，中国人“二元”的文化基因结构全面地获得了“三维”地展开，至此，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二次变异完成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与后来的鸦片战争一起，猛烈地敲开了中国的神秘之门，逐渐使中国人的春心荡漾起来，这可以算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三次变异，但这只不过是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西学东渐”的一次预演。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年中国共产*的成立，迅速掀起了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四次变异。到年之后，中国就基本进入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马术”的年代，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发生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变异。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很快，中国人就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的新的“西学东渐”，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第五次也是最为深刻的一次变异，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等文化元素基本深入人心了，只不过欲真正落到实处尚需时日罢了。一言以蔽之，就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言，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进行小结：五味杂陈。儒，是人们晋升的必备阶梯；道，是人们退步的心灵良药；佛，是人们万念俱灰的安慰剂；马，今天基本上已成为官场的面罩；西，今天事实上已成为了相当数量精英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可以认为，具有某种坚定信仰从一而终的中国人，今天已经少之又少了。有一种观点主张“综合创新”，实际上就是把这五味药分别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煎熬，但愿能生出一种崭新的具有杂交优势的文化基因吧！如果这样，中国人幸甚，中国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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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