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作者之死》所带来的声名，罗兰·巴尔特在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已被塑造，这甚至正是他本人所揭示的神话学的运作：一个“杀死作者”、去主体性的后结构主义者的形象根深蒂固。另一个伴随巴尔特的形象，则是“变色龙”——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然后迅速放弃“科学化文学”的理想走向后结构主义，巴尔特在20世纪下半叶的理论大潮中始终走在前沿，却也始终没有归属。
罗兰·巴尔特以上两种印象几乎是巴尔特研究的某种确论，指向巴尔特学术理论的“浅薄”和根基不稳，甚至导向对其本人治学态度和是否抱有固定信念的质疑。实际上，这是对巴尔特研究不足、以及对20世纪下半叶理论环境不熟悉所致——巴尔特一生中存在坚定不移的对象吗？苏珊·桑塔格敏锐地指出就是“写作”，菲利普·罗歇指出，巴尔特对写作有“肝肠欲断的爱情”，以埃里克·马蒂为代表的当代法国研究者基本认为巴尔特毕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经典作家”，他要“赋予写作以特权”。
实际上，巴尔特一生伴随着对写作的欲望，有一条值得追随的概念路径：主体性。以对主体性的探寻、质疑、颠覆和重建为线索，可以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巴尔特的学术历程叙事。一个早年经历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孤寂，构建了独特而专注的自我认知的巴尔特，从《写作的零度》与萨特对话，开始寻找“白色”“零度”的写作主体，到结构主义运动时期消灭“作者”主体，再到试图探索“共同生活”，从文本间性走向主体间性，到最后笃定写作的欲望，以“中性”确认自我主体与写作主体的合一，构成一条巴尔特主体性探索的思想路径。
巴尔特对主体性的态度变化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过程？一个被认为是“去主体化”先锋的学者，其实一直在极力恢复主体性吗？文学究竟该如何通过写作“介入”到生活呢？对照深刻影响巴尔特的萨特、福柯与拉康，这条自我主体与写作主体的互相寻找和认知之路，可能正是巴尔特“变色龙”外表之下的一以贯之。
与萨特对话：“写作主体”的生成
认为《写作的零度》是对萨特《什么是文学》的批驳，认为巴尔特是在反对萨特，是巴尔特研究中的重大误解与神话。开宗明义需要澄清的是，巴尔特在疗养院休养期间阅读了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坚定认为自己是一名萨特主义者。尽管《写作的零度》提出了与萨特不同的实践性观点，但这是建立在巴尔特与萨特处于共同战线内部的基础上的，两本著作在立论基础和批判观点上几乎是一致的。另一种需要揭露的神话是，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并非一个学术泰斗的宣讲圣经，相反是在惨遭法国文坛围攻情境下骄傲的自白书；巴尔特反对《什么是文学》中的部分观点，也仅仅是在与萨特“对话”，而绝非神话式描绘出来的“反抗权威”之举：《写作的零度》与萨特对话最大的意义，是巴尔特开始审视自我主体的存在形式，并开始质疑“写作主体”与“作者”之间的通约关系。
萨特写作《什么是文学》的动机，是因为他带给法国思想界的存在主义理论，触动了刚刚结束德占时期，主观性遗忘“责任”概念，拒绝承担责任的法国文坛的神经。德占时期的法国文坛是较为混乱模糊的，纳粹德国对待法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宽松*策，造成法西斯主义流*严重，大量文坛人士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在法国解放后只得对此讳莫如深，主观动机上漠视文学的思想性、*治性与战斗性，试图借助“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观点来开脱：因此，萨特所带来的“介入”观点无疑是投向试图营造岁月静好局面的法国文坛的一枚重磅炸弹。
萨特所面临的处境是：他的论战对手挥舞着纯文学和艺术独立性的大旗。萨特采取的方式是实践哲学的某种直觉使然，他直接将“文学”问题转化为“写作”这个实践问题，他并不是形而上地讨论“文学”是什么，而是问“写作”是什么、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从萨特开始，后续的所有理论家几乎都延续了他的方法，将“文学”问题转化为写作问题，并进一步延伸为言语行为问题。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从头至尾都讨论“写作”而非“文学”，区别仅在于他将萨特“写作”的动词用法écrire改成名词用法écriture。
不仅如此，《写作的零度》其实在大多数文学问题上几乎都与萨特持相同意见。萨特首先指出他的“介入”观点是有范围的，不是所有艺术门类都需要介入，文学的介入必须要和意义有关，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散文是符号的王国，而诗歌却是站在绘画、雕塑、音乐这一边的。所以，萨特的文学介入是针对散文作家的，诗歌不在文学介入的范畴内，诗歌对语言的态度是与散文写作不同的。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也有专章《有没有诗的写作呢？》，同样将诗歌写作排除出了他的研究范围。巴尔特从现代诗歌对“古典语言”的颠覆出发，指出现代诗歌“把诗的言语变成了一种可怕的非人性的话语……既无意图的预期，也无意图的永恒，因此就与一种语言的社会功能相对立了。”
《写作的零度》讨论资产阶级写作的第二部分，基本也是与萨特的互文。萨特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对作家的阶级属性问题进行研究。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前，大众没有阅读能力，作家和批评家都依附于贵族，也只为贵族和同行写作；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作家们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即在获取的资产阶级供养，自身也跻身资产阶级的同时，拥有大量的无产阶级读者。萨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的作家容易产生一种自己在为所有阶级写作纯文学的幻觉，实际上他们无法超出自己的阶级属性，也不可能提供无产阶级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学。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表达的观点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巴尔特没有完全使用阶级分析法，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