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山寨”文化是一场社会解构运动
编者按:“山寨文化”是中国独有的草根文化、平民文化还是饱受质疑的“流氓文化”？其最终的宿命是进入主流,被“招安”还是在解构中也颠覆了自身？“山寨文化”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文化”有何区别？就这些问题,时代周报专访了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作者:朱大可 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时代周报:“山寨”一词无疑是2008年最流行的络和民间词汇之一,但对其词义的理解却众说纷纭,从最初的“山寨产品”,经语义学置换后变成“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在你看来,“山寨”这个语词究竟包含了哪些含义？朱大可:“山寨”这个词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语义:第一,指仿制和盗版的工业产品;第二,指流氓精神;第三,指在一种流氓精神影响下的文化颠覆,戏仿、反讽和解构。后两种事物之间互相关联,但却跟第一种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它们被胡乱混淆在一起,导致了一场普遍的阐释混乱。时代周报:“山寨”这个词汇最初源于珠三角地区生产的山寨手机、山寨数码产品等,这些产品无疑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但却具有低价、紧跟流行趋势,更能满足中低端消费者等特点。“山寨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盛行说明了什么？朱大可:发生于制造业的克隆手机和数码产品,使用了“山寨”一词,却是一种修辞学上的不当借喻,也就是不当地借用了“山寨”一词中所含的“另立山头”语义。这要么是科技界语文水准下降的征兆,要么是一种蓄意的话语阴谋。仿制工业品根本就不是“山寨”产品,而是彻头彻尾的盗版品。“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但它实际上跟民间、草根和侠义毫无关系。它从一开始就是赤裸裸的知识侵权行为。但在这种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还潜藏着“后发国家”的历史性怨恨。有友宣称,“帝国主义”掠夺了我们上百年,难道就不允许我们掠夺它十几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立场。但这种强烈的历史性怨恨不能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困境,恰恰相反,只能把它推入更危险的状态。时代周报:很多批评以快速模仿复制名牌产品为主的“山寨产品”的学者也认为这是一种“偷盗”,认为这是中国对产权和专利保护不够造成的,这会扼杀创新精神。这种担心是否多余,市场会不会对这种山寨产品的命运作出判断和选择？朱大可:如果纵容这种盗版行为大量滋生,产权和专利无法经由自主开发获得,则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将无法建构,而中国制造业的创新机能也将长期萎缩。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消费市场支撑着以盗版为核心的低成本工业,由此制造了廉价的贸易狂欢,但由于企业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它的盈利模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必定会走向自我倾覆的结局。“中国制造”的悲剧,盖源于此。时代周报:“山寨产品”存在仅具有消极作用？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朱大可:模仿型产品作为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有缩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显著功效,所以,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初,都曾走过模仿阶段,但它们随后就转向了更大规模的自主创新时期。其中日本是科技创新最发达的国家,其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超过欧美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制造”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继续在低档、廉价和劣质的层级徘徊,满足于没有独立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仿造,由此跌入全球经济链的最低端。我们至今还在这个炼狱里辗转挣扎。在我看来,盗版文化要对此负重要责任。 “山寨”文化是后权威时代产物山寨文化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时代周报: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山寨百家讲坛等相继风行,“山寨”真的沉淀成一种文化？或只是络时代的一种短暂的流行风潮？朱大可:作为流氓文化的代名词,山寨文化是历史悠远的传统,山寨精神就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种关键的民族遗传基因,超越了朝代和时间的框架,显示出某种永恒的特点。但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更换不同的命名,犹如寨主们更换山顶上的旗幡。例如,过去我们曾经把它叫做“江湖”、“山头”、“武林”、“坊间”和“市井”等等,这些近义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但都包含跟朝廷对位的基本语义。时代周报:山寨精神或山寨文化扮演了对抗精英文化的角色？朱大可:“山寨”这个词只有在文化领域使用,才能回归到其语义的本源。山寨精神所指称的,无非就是我们熟知的流氓精神。这是一种跟国家主义和朝廷空间相对的事物。当然也跟宗教精神相对。但流氓未必就是精英的敌人。只要查看《水浒》的造反者名单就不难发现,在一百零八将的“天罡星系统”和“地煞星系统”两个支系里,只有极少部分地位卑微、没有话语权的纯正草根,更多的是北宋社会的精英分子,要么是地县级中层官吏,要么是前朝贵族和殷实乡绅,瓦岗寨的情形也是如此。就阶层出身的身份而言,中国“山寨”基本不属于“草根”阶层。在水泊梁山这座典范的山寨里,精英永远是寨民的命运掌控者。这些被逼反叛的精英分子不仅占据高位,而且在焦虑地期盼朝廷的招安,渴望来自国家权力的身份修复。这是山寨*治的核心理想,也是山寨逻辑的必然结果。把山寨变成草根的专利品,拿它跟精英对立起来,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当的文化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