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上的西方人来说，遥远的中国更像是一个符号，随着时代变迁，其象征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尽管中国人喜欢自比为龙，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在不同的场合被不同地认为是富庶或贫瘠、发达或落后、聪慧或愚笨、美丽或丑陋、强大或虚弱、诚实或狡诈……
19世纪以前
“别人家”的国家
正如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老公”一样，在漫长古代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也是西方人眼中“别人家的国家”，古希腊学者、旅行家和传教士共同描绘了一个富足、文明，如同天国般美好的中国。
尽管历史上真正到过中国的欧洲人少之又少，但欧洲人却很早就知道了中国，公元前5世纪，“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就提到了中国：“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他还将中国定位于万里之遥的“北风以外”，在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风以外的人”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
生活在公元前后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则提到，当时许多出身高贵的希腊人都穿着“赛里斯（Seres）”制作的衣服，这个词的发音被认为源自中文的“丝”字。4世纪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甚至称“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
13世纪，有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得以亲身来到中国。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年来到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将中国人描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还称“中国人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差不多同一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也在欧洲引发巨大反响，他自称在元朝任职多年，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中国精美绝伦的绸缎、繁华热闹的集市、气势伟岸的都城、发达的商贸、便捷的交通、典雅的文化风气，并称杭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
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则是历史上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他于年进入中国，在他那本蜚声西方的札记中，中国以一个幸福祥和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出产。”、“中国的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是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
18世纪，也有不少启蒙思想家为中国大唱赞歌，其中用力最勤者当属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自己耗费心力最多的著作《风俗论》中，他对中国的*治体制大加赞赏：“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前所未见最好的。”
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很大程度是出于对异国风情的新奇感而进行了夸大，但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国力的强盛也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
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之后戛然而止。
此前，也有一些欧洲学者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当伏尔泰盛赞中国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首开批评中国的先河，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当时的清王朝是一个“进行恐怖统治的专制帝国”，还称中国人是“很会骗人的民族”，说中国每个商人都有三杆秤：买进用的重秤、卖出用的轻秤，以及真正准确的秤。同时代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则在小说《新爱洛漪丝》中，借主人公之口说：“（中国人）一次又一次遭到攻击并被征服，一触即溃，并将永远如此。他们连呻吟的勇气都没有，真是活该。”
马戛尔尼的访华正式成为西方人对中国认知的转折点。年9月26日，这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共有多人组成的庞大船队，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箱礼品前往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无论对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来说。皇帝对那些代表着当时世界最高科技成就的仪器没显露出多大兴趣，反倒在礼仪问题上与使团争执不下。清廷坚持使节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但英国人认为这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这场漫长的争执最后以马戛尔尼单膝下跪的妥协而宣告结束。至于英国人最在意的那些要求：在北京开设使馆，与中国通商，允许教士在中国传教……乾隆皇帝更是不假思索地统统拒绝，并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回国之后，马戛尔尼断言，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近50年之后，来自他的国家的鸦片和大炮，最终轰开了中国的国门。
年，另一位英国使节，海*上将查理·义律再度登陆中国，带着舰队和火炮。他们除了要求清廷赔偿被销毁鸦片外，再度提出了马戛尔尼曾提出过但却遭到拒绝的那些条件：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租借地……这次，清廷终于答应了，被迫地。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样，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这样看待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
“*祸”来了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欧洲列强先后入侵中国，满清*权的统治摇摇欲坠，并最终于年被辛亥革命推翻，但北洋*府的统治并没有改善中国的现状，中国继续逐步沦为西方人眼中野蛮、专制、落后的代名词。不过不同于看待其他殖民地民众，西方人对中国人既有鄙夷，又有警惕，其间包含着侵略之后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报复的心理因子。“*祸”一词可谓这一复杂心理的最好诠释。
“*祸论”的始作俑者是俄国无*府主义鼻祖巴枯宁。早在年，他便在《国家制度和无*府状态》中称：“估计中国有4亿人口……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然后，转眼之间，西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直至里海的整个地区就不再是俄国的了。”
20世纪开元之年的义和团运动，使欧洲人觉得“*祸”成为了现实。在他们看来，一直默默接受命运、早就没有反抗之力的中华帝国，突然爆发出一种恐惧的力量：成千上万的*种人聚集在一起，头缠红布，手舞长矛大刀，发出嚎叫，冲向西方人的教堂。英国传教士普南·威尔（B.L.PutnamWeale）在《北京随笔》中描述道，当他逃到教堂时，外面的义和团民集中喊着“杀”、“烧”，声音一波比一波大，“妇女们完全吓呆了，守护的士兵开始战栗……我们身处但丁描写的地狱中”。
同一时期，在西方本土，华人移民也被创作为“*祸”的另一种代表。从年开始，“*祸”成为部分美国媒体的常见用语，以华人为代表的东亚人种，被扭曲为邪恶、残暴的入侵势力，从而使白种人对*种人的歧视与排斥被赋予了正义性和合法性。
这时期，大量的好莱坞电影依据唐人街的高犯罪率现象，创造出许多华人反派形象。“傅满洲博士”便是这当中的头号恶魔，这个角色来自英国小说家萨克斯·洛莫尔年开始创作的系列小说。傅满洲身材瘦高，有着光秃的脑袋，弯曲下吊的眉毛，眼睛发着绿光，利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法门杀人如麻，企图征服全世界。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漫画、电影、电视、广播等其他艺术形式，渐渐成为与“*祸”等价的文化符号。年，派拉蒙的早期有声片《神秘的傅满洲博士》第一次将傅满洲搬上好莱坞的银幕。
“他和大地属于同一个起源”
年，国民*府建立，蒋介石成为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如果忽略当时遍地混战的新*阀的话。从年起的十年间，是国民*统治相对稳定的十年，以至于被一些研究者称为“*金十年”；与此同时，西方却遭遇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失去工作的人们太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这段时期一些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也就成了寄托这种美好幻想的载体，变得充满诗意。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S.Buck）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TheGoodEarth），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为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自幼接受中文教育，中文笔名就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而起。《大地》于年出版，这部小说之所以能被美国读者认同，在于它描写的是一个人与土地的故事。在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授奖词是这样写的：“将王龙(小说主人公)创造出来的材料，与田野里的*褐色泥土一般无二，他带着一种虔诚的喜悦把他的一点一滴的精力都给予了这*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属于同一个起源，随着死亡的来临二者将合二为一，那时他将会得到安宁”。
这种对于土地的执着，让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感同身受。美国读者从赛珍珠小说中记住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广泛形象。《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使美国读者确信，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是如此地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钦佩。
另一部由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在年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Horizon），则虚构了位于中国西藏的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在他的笔下，那里有神圣的雪山，幽深的峡谷，飞舞的瀑布，被森林环绕的宁静湖泊，徜徉在草原上的成群牛羊，净如明镜的天空，金碧辉煌的庙宇，纯洁、好客的人们热情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本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著作给当时的西方人提供了遁逃的最佳心理去处。该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香格里拉”也由此成为当时的热门词汇。
“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年代，中国共产*开始持续发展壮大，并最终在年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一些亲共产主义的西方人士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认为：共产*和红色中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中国共产*人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
但在另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龙是真的“醒了”。中国在 中粉碎美国的进攻，给西方人以全新的震撼，美国一位众议员说：“我无法把东方人想象为可怕的、强壮的、能干的战士。年在朝鲜，我第一次相信它。”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文革”，也都被看作是中国龙“苏醒”的标志，这使西方感到惊惶失措。
瑞士记者劳伦茨·斯塔奇（LorenzStucki）的著作最能代表这种心态。年夏天，他曾在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采访。回到西方后，他告诉西方：“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咄咄逼人，我们西方对中国所知的确太少了。中国的象征龙，具有某种深远的含义；这种未知的怪物，一旦突然面对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会令我们惊恐万分。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巨人苏醒了，他准备震动世界”
年代中期到年代初，随着交流的增多，西方的对华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年的改革开放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
尼克松是“中国通”式的美国总统，年初，他就向美国国会提交外交策略报告，表示“不应将中国人民这个伟大而重要的民族始终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否则就无法获得稳定而持久的国际秩序。”年他的访华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在年出版的《：不战而胜》一书中，他更是用“苏醒的巨人”来形容中国，这一比喻出自年前的拿破仑：“一个巨人在沉睡，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全世界！”尼克松则认为，“这个巨人现在苏醒了，他的时候到了，他准备震动世界。”
翻开年12月14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可以看到该刊亚洲专栏上发表了资深记者刘美远撰写的长篇报道《中国迎来美好生活》。文章前面是醒目的编者按：“一位资深美国记者20年后重访中国，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不留恋改革开放以前的日子。”压题插图是年中国青年情侣手挽着手在长城上举行集体婚礼的大照片，旁边还有另一幅小照片：20世纪70年代末，一对中国新婚夫妇在闪光灯前留影，新郎一身*装，戴着*帽；新娘蓝布褂子，穿着布鞋。两张照片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年，一名澳洲记者在考察中国后也说，每次到中国都有新的惊讶、新的感受。城市绿地越来越多，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环境治理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城市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在不断改善。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点也不夸张。
“也只有中国人才能造出这个”
年的北京奥运会使西方人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美国《纽约时报》称，奥运会宏伟的基础设施、无与伦比的开幕与闭幕式，是长达七年的国家投资、计划、集中国力、全国动员以及努力工作的高潮。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也称，奥运的意义甚至超过尼克松访华，剧作家罗杰·艾伯特（RogerEbert）撰文表示，“中国在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为自己的发展、进步骄傲，我们欢迎你的到来。”
腰包鼓起来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好莱坞影片。此前，中国人在好莱坞最好的形象是由李小龙、*、李连杰等“打星”缔造出来的功夫高手，以至于在西方电影中，只要华人出场，那么他一定会武功；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一再飙升，好莱坞也向这个全球最大的金主频频抛出橄榄枝，中国开始以正面的、积极的、主力的形象一再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
在艾默里奇的灾难大片《》中，中国所制造的“诺亚方舟”成为了全球最后的避难所；年的科幻片《环太平洋》中，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就被设置在了香港；由中国三胞胎驾驶的机甲“暴风赤红”也来自中国常州；年上映的《变形金刚4》中更充斥着大量中国元素，从*等华人明星到北京的长城、鸟巢、盘古大观，香港的中环、维多利亚港、青马大桥，甚至多达数十个中国品牌植入影片，无不令中国观众倍感亲切。
“西方企业如果不能参与大亚洲的经济腾飞，不但会丧失商机，更可能被削弱竞争力。”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Naisbitt）的这句话，或许可对好莱坞的行为做出宏观层面的解释。《》中，白宫官员的那句“也只有中国人才能造出这个”，多少也是对MADEINCHINA的肯定。
本专题完整版已刊发于悉尼《城市周刊》期
责任编辑/张不叁、李紫君
资料来源：《世界新闻报》年10月30日《外国人看中国年——西方眼中中国形象的变迁》、《国际先驱导报》年4月16日《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东方早报》年3月27日《何伟谈外国记者在中国》、《中国改革》杂志年5月1日《美国记者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欧阳昱年《百年来澳洲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新浪网6月11日《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高考像一场战争？》、南都网4月28日《做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好?》、东方早报网年11月9日《华人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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