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究竟是怎样的作家和女性？关于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除了陈旧的“受难史”，还能讲出怎样的“复杂”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之下，压迫/反抗曾被视为一种固定模式，把“历史”修剪得整整齐齐。文学批评家李陀以“丁玲”为例，聚焦文学话语形成过程，尝试避免将压迫/反抗的对立作为叙事的剪刀，他指出“压迫/反抗”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本身“就是以冷战为基础所形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李陀通过对丁玲现象的分析，认为从压迫和反抗着眼并不能解释许多问题。他写道：“丁玲这样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五四’的女儿、二三十年代交替时期的著名的女性反叛者、被鲁迅所称赞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延安革命文艺的领导人、差点和彭德怀将*结婚的革命女性、著名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最后—作为反*分子、‘右’派分子含冤受难二十多年，在‘文革’后又终于被‘解放’的一位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特别是丁玲最后这一段受苦受难的生活，更容易激发被冷战意识形态冻结在压迫/反抗层面上的人们的想象力。那些在美国各地热烈欢迎丁玲的人当中，期待从她那里听到新的叛逆语言的人自然为数不少。然而丁玲让他们彻底失望了。”
DingLing,CopyrightMatthewandEveLevine.
在作家丁玲逝世纪念日这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李陀老师的长篇《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隔了近三十年的时光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丁玲不简单
——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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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陀本文原刊于“视野”丛书《雪崩何处》
李陀生于年，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原名孟克勤，曾用笔名孟辉，杜雨。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电影编剧。著有小说《重担》《光明在前》《带五线谱的花环》《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静静地飘》《无名指》，评剧剧本《红凤》，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前卫艺术》《七十年代》等，为《今天》特约编辑。由于知识分子曾在各种“运动”中都处于一种被批判、被改造、被“整”的地位，更由于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悲惨的故事，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在种种*治压力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言说不仅经常被限制甚至被压迫，而且他们的才华、热情和创造能力也大多被挤瘪、压干，一个个都成了被动的、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那是一段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使这一印象不断得到印证的事实是：许多“受难”的故事，都是有亲身经历的知识分子自己讲出来的。于是，它们就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
然而，这样一个“受难史”是可以质疑的。
问题并不在于这受难史的叙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考虑到一切“历史事实”都是某种叙事，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被作为一种话语生产出来的，则“历史事实”并不如通常人们想得那么重要。我以为更有意思的倒是：关于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能否讲出另外一个故事？特别是：考虑到压迫/反抗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常常为历史写作所特别爱好，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模式，我们可不可以将这把叙事的剪刀——这把剪刀常常把“历史”修剪得整整齐齐——扔掉，讲一个复杂一点的故事？还有，这个故事的复杂程度能否显示出知识分子在回顾历史时，还有许多新的可能性，可以采取新的立场和态度？等等。
这些都值得尝试。
我想对丁玲一生中的某些言说做分析来进行这个尝试。
一丁玲的小说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还不成熟、正在蹒跚学步的典型表现（这种学步是在发生着巨大社会变革的环境中进行的，充满了种种干扰和艰险）。然而，除了很少数的研究者对她的小说“缺乏多样化和复杂性”有所批评，1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都对丁玲的作品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无论是其“思想”还是“艺术”。但是，只要把丁玲的作品拿来和年之后出现的任何一个优秀作家的小说略做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前者的浅陋和粗糙。应该公正地说，这种在小说叙事技艺上的幼稚，并不一定是丁玲的才能不够，而更多是时代的局限。只要想一想，那时候距新文学革命的发动才二十余年，我们也就不能对那个时代的写作过于苛求。何况，其间前后还毕竟出现了鲁迅、萧红等几个大手笔，他/她们写作上的早熟，大约是永远不能清楚解释的奇迹。不过以上的这些看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丁玲小说的评价，涉及如何看待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问题。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丁玲小说的高低优劣，也并不是本文的主旨，这里只是顺便提及而已。
丢开丁玲小说的艺术成就不予理会，我们可以集中注意力，单纯地把丁玲当作一个文学话语的生产者来看待；此外，由于丁玲在她坎坷的一生中还曾几次担任文艺工作的领导职务，因此我们当然也会注意到，她同时还获得一种有官方权威所支持的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的地位。这样看丁玲，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一系列问题：丁玲的写作在革命时期的话语生产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一个多次受到压制和迫害、经历了多年苦难的作家，其作品和言论在话语层面上和主流话语的关系又如何？如果我们用毛文体这个概念来表述以毛泽东为象征的那一段革命时期的主流话语，2则还可以问：丁玲在创作中怎样处理她的写作与毛文体之间的关系？她是否进入了毛文体所规定的话语秩序？在进入过程中有过反抗吗？进入后有过动摇吗？最后，多年的压迫和磨难是否使她对毛文体有了新的态度？是否有了走出毛文体来言说和行动的要求？
由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受难”的说法相当普遍，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就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丁玲受难的历史，在同代知识分子中是一个代表，对她进行分析所得的结论也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实我们对于丁玲提出的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向绝大多数在革命的旗帜下生活过、写作过的知识分子提出。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应该不是作为某种学术来研究，而是由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用这些问题或类似的方式向自己追问，并且做出老老实实的回答。然而，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巧妙地回避了这些问题——除了种种复杂的历史机遇之外，被称为“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浩劫”使人人都有苦水可吐，“痛说革命家史”；“浩劫”使人人敢于指责毛泽东，说他犯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因而“浩劫”也就提供了“向前看”（今天真正变成了“向钱看”）的语言，人人都免于向后看去追究自己的过去。
遗忘或者逃避历史是人的通病，或许我们不该过于苛刻。
二年9月，大难不死的丁玲，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到美国访问。不难想象，人们在接待这位来访者时是多么好奇。其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解体，冷战的格局依然严重地制约着西方人的头脑和语言。何况丁玲又是那样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五四’的女儿”、二三十年代交替时期的著名的女性反叛者、被鲁迅所称赞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3延安革命文艺的领导人、差点和彭德怀将*结婚的革命女性、?著名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最后——作为反*分子、“右”派分子含冤受难二十多年，在“文革”后又终于被“解放”的一位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特别是丁玲最后这一段受苦受难的生活，更容易激发被冷战意识形态冻结在压迫/反抗层面上的人们的想象力。那些在美国各地热烈欢迎丁玲的人当中，期待从她那里听到新的叛逆语言的人自然为数不少，尽管这些人各自的*治立场、心理动机或许全然不同。
然而丁玲让他们彻底失望了。
丁玲在一篇名为《养鸡与养狗》的访美散记中，记叙了这样一次经历：在一个聚会上，丁玲被问到是否在北大荒养过鸡，她不仅回答确实养过鸡，而且还说：“养鸡也很有趣味，在生产队为国家饲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这样的回答，当然远远违背了问者的期待，以至于竟有人当场十分不礼貌地质问丁玲：“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这样的对话自然不会愉快，当几位太太先生喋喋不休地大谈养狗经的时候，丁玲干脆躲到洗手间里去了。?
丁玲描写的这次交谈的障碍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但是值得深入地分析，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丁玲的“养鸡有趣”论，为什么使问者那样恼怒？恐怕并不是由于他们具有多少正义感，从而为丁玲的遭遇抱不平。起码这不是主要的。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丁玲的回答无意中对问者确信不疑的压迫/反抗模式实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打击使人惶惑。其实不奇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人们，已经如此习惯这个模式，以至于一涉及苏联、东欧、中国，问题马上就是：有什么压迫？有什么反抗？他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以冷战为基础所形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为此，他们很难明白，以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去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难以把握其中的复杂性。当然，我如此说并不是要申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就从来没有压迫，也根本没有反抗。问题是只从压迫和反抗着眼并不能解释许许多多的问题。丁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丁玲于年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时已七十四岁；年恢复*籍，并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副主席；年中国共产*中央正式批准改正“丁玲、陈企霞反*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两个错案，彻底给予平反。这一连串的改正和平反，整整历经三年。这三年中丁玲虽然已近八旬，却十分活跃，除发表了短篇小说《杜晚香》和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还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多次的讲演。在这些写作和言说活动里，丁玲表现得相当热情、直率，喜欢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常常直言不讳。人们从她的这些作为里，依稀还能见到年轻时代丁玲的影子。但是，对这时期丁玲的文章言论略做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更不必提异端邪说或不同*见。以压迫/反抗模式来度量，一个有受压二十多年的苦难史的作家，似乎应该以某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反抗，或者说她的抗议。退一步说，即使作家不提出正面的抗议，她至少也要认真、严肃地回答如下的问题：二十多年的苦难究竟使她有了哪些思考？她怎样解释自己所受的冤屈？特别是，受冤屈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都与她共命运，她又该对此做什么样的申明？她是否意识到这些事的严重性，以至于她应该对她亲身经历的历史做一次全面的批判？诸如此类。但是，检索丁玲在这几年中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言论，例如《讲一点心里话》?《我这二十多年是怎样过来的》?《谈谈文艺创作》?《作家是*治化了的人》?《生活、创作、时代灵*》1?《文艺创作的准备》11，我们不仅会感到失望，而且还感到难堪。因为这些言论不过都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时髦的套话，而且丁玲对它们运用自如。
年6月，丁玲应邀在文化部文学讲习所做了一次报告，后来这讲话又在9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12在这篇报告里，丁玲提出了一个人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人家问我，你这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对这样一个问题，丁玲当然应该有许多话要说，而且问者当然要期待这些话中含有二十多年的苦难才能磨炼出来的智慧。然而丁玲的回答是：“我可以说一点，就是二十多年来，我很少感到空虚”，“因为我坚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坚信经历了半个世纪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健康可靠的”，“因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看到纯朴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走到哪里都是热烘烘的”等等。作为一个具有“我是个共产*员！现在戴了帽子，但骨子里我还是个共产*员！”13这样坚定信念的*员作家，丁玲当然有权在其言说中郑重宣布自己的立场，即使这种宣布是些套话。但是，对于诸如“反右”、“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作家，哪怕是*员作家，也是不好用流行的套话去搪塞的。这一点，丁玲感觉到了，所以她又激动地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就犹豫过，我要不要把心里话讲出来。我七十多岁了，我坐过国民*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过‘四人帮’的牢。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浑浑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1?我们可以相信丁玲的话是真心话，但是她的心里话却叫人失望，因为它不过是“反封建”：“从年，我十五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六十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1?“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1?应该承认，如果从*治层面评价丁玲的“反封建”言论，言者还是表现了一定的勇气的，因为这与当时的正统观念不很一致——在中国共产*内部，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不要“反封建”的问题，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持“反封建”意见者虽也有一些“老革命”，且在普通*员中有相当普遍的支持，但从来没有占上风。不过，从话语层面看，丁玲的这些言说及其勇气的意义实在是非常有限的。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在*治斗争中对立的双方，并不一定在话语层面上对立，相反，斗争的双方更多是分享同一种话语。不仅是“反封建”云云，仔细查看丁玲被“解放”后的所有言说，其实从来没有超出过毛泽东的词语系统，包括这些言说中的修辞技巧和表达方式，也都没有超出毛泽东所规定的文风。简言之，丁玲的“心里话”无论怎样诚恳和大胆，都是某种毛文体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其实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需要的。
总之，受了二十多年苦难的丁玲，并没有什么“反抗”。相反，在年开始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丁玲是极力主张清除‘精神污染’的作家之一，而且是这一派作家的精神领袖。于是，她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轻而易举地又得到了一顶‘左派’的桂冠”。1?
丁玲这个现象不那么简单。
三熟悉《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丁玲早期作品的读者，不难看出她的语言在晚期发生了多么剧烈的改变。对丁玲写作的几次“转向”，已有许多研究者做了不少的评述，但这些评述很少注意丁玲的语言转向的意义，更少把这种语言上的转向放到话语层面上来研究。
如果细致地考察丁玲语言转向的各个阶段，并把它们和“五四”以来各个革命时期中话语斗争的历史联系起来做一批评，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但那将大大超出本文的题旨。为此，我在这里只对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杂文写作做一点评述。杂文写作在丁玲的创作活动中所占比重很少，她也不是个出色的杂文家。但是，丁玲在四十年代初突然对杂文写作感到强烈兴趣，并大力提倡杂文，这是为什么？其次，那两年是丁玲的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变化最剧的时刻，此后她的写作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话语秩序，即毛文体所规定的秩序。如此，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这一问题耐人寻味。
年10月23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文章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她不仅号召，而且身体力行，不管写得好不好，还真写了一系列杂文：《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1?《干部衣服》《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真》1?《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2?等等。其中许多篇还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之前，例如《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发表于年2月25日《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一期，《真》发表于年4月15日《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则更早，写于年3月。这些都说明，丁玲的杂文写作，的确是有意为之。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另外，丁玲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也做了些说明。21但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文本的生产者本人的态度并不重要，关键是文本所负载的话语的性质，是这话语与其他话语、特别是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在“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有的研究者说：“纵观丁玲为数不多的杂文作品，我觉得是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精神完全一致的。”22但是，仔细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不仅许多篇都用了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搭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直指那些“平日爱嚷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典型”，并在写作中“苦心孤诣，注意找主题、找典型”的人，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23《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的批评锋芒，则直指延安时期“假、大、空”的文风，但这锋芒却隐晦地借批评孩子的作文来发挥。丁玲在文中不满老师对孩子的作文的修改，颇带挖苦地说，她的孩子的八篇卷子，“六篇都说到无产阶级、八路*、苏联、毛主席、共产*。有一篇《听过故事的感想》没有说到，但教员在批语中替他补上了”。丁玲还引了一段孩子的作文中这样的一个句子：“太阳，太阳，鲜红光亮，你那样伟大的光芒，已经射到每个无产阶级的身上，请你指导着他们向着光明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永远的前进。”然后批评说：“这样的句子也许是好的，但我想这决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这样的话不是放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显得不通，而且很漂亮吗？但可惜的却是滥调！”这样的批评放在当年延安的语境里，真是相当的大胆。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文末所做的结论：“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放胆地去想，放胆地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去套了。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丁玲写下这些激烈的文字的时候，大约万万也不会想到，她在以后的写作中也会写下这样的“滥调”：“四十年代，我随着革命大*凯旋来到北京。鞭炮响彻了天安门。人民的心呵！像漂游在碧空的五彩红云。光明在前面，希望在前面，幸福在前面……我愿在*的指引下，继续做好一名小号兵。”2?）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弄清那打了引号的“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确切所指，但这已经不重要。很明显，丁玲在实行一种抵抗，她大约还在怀念上海亭子间那种写作方式；面对已经在延安确立了自己支配地位的毛文体，她还想进行一次挑战。
读一读丁玲这时期的其他杂文，不难看出这种挑战都或隐或现地贯穿于大部分篇章之中。例如《干部衣服》，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年春，可见《“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的写作不是偶然，这两篇杂文所涉及的问题，丁玲早已有所考虑。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做了群众尾巴”，“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而是要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师长，所依赖的人”。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戴着一顶小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如果说丁玲对抗毛文体的话语实践，在有些杂文里还只是一些朦胧的姿态，那么至少这篇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和毛文体形成了话语层次上的正面冲突。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乃是毛文体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说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不仅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相左，而且直接破坏着以“毛泽东思想”为象征的主流话语的权威。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王实味、艾青等人的文章，也不过是被“抓”住的典型，则毛泽东在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敏锐地感受到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毛文体的挑战，《讲话》无疑是对这挑战的回应。
丁玲在延安时期对毛文体的冒犯，其性质、程度究竟如何？这问题很复杂。这是因为，一则这种冒犯还是相当隐晦的，何况后来丁玲一再否认这种冒犯。例如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2?甚至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2?二则，虽然近些年对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都不是在话语冲突和话语控制的层面上进行的，无论其结论褒贬如何，还是在讲一个知识分子被“改造”的故事。因此，用什么方法诠释那时期的文本，就成了十分关键的问题。
汤尼·白露（TaniBarlow）现任美国莱斯大学（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赵廷箴与怀芳亚洲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担任现代中国史课程。年，她创刊学术杂志《位置：东亚文化批评》，该杂志在她任主编期内曾三次荣获现代语言协会学术期刊编辑理事会的国家奖。《“三八节”有感》一文不足三千字，却被人们视为丁玲的主要作品之一。这是有道理的。这篇杂文，不仅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是代表作，而且它和丁玲的另一系列小说作品《东村事件》《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这些小说也都写于丁玲到达延安之后，大体在年至年底之间，与她的杂文写作同时。最早指出《“三八节”有感》与上述小说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贯穿起来研究的，大概是美国学者白露（TaniBarlow）。她早在年于法国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战文学讨论会上，就发表了题为《〈“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的论文。2?与那些争论丁玲的写作是否是“攻击领导”、“诬蔑边区”的论者——无论赞成或者反对，这类评论全都受制于官方话语——不同，白露在她的论文中强调的是性别对丁玲写作的意义，并认为丁玲的杂文和小说的不凡，在于它们是从女性的立场，来感受、思考、讨论有关性爱、觉悟和社会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批评角度对研究丁玲的写作非常具有启发性。这种启发，主要倒不在于它把女权主义批评引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领域，而是使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审查丁玲写作的话语性质。年白露编选了一本题为“我自己是女人”的英文版丁玲小说选集。编者为这本小说集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白露在这篇序言中，再次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做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指出：“《我在霞村的时候》特别在妇女形象和文学写作之间打了一个大问号：这种写作为的是什么目的？用的是谁的语言？以什么样的女性概念为准绳？最终又是为了何种*治利益？这里提出的许多相关的问题，后来又在《‘三八节’有感》中以更赤裸裸的方式被提出。”2?按照这样的思路，丁玲的问号的核心，其实在于民族国家（无论其建立了怎样不同的*治制度）是否有权把女性纳入某种改头换面的但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秩序。
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到，现代妇女的这种“解放”，往往不指向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对于革命的话语秩序来说，妇女解放和国家利益不相容，这尤其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在丁玲的关于贞贞的故事里，贞贞却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实行了对国家的拒绝——对“国”和“家”的双重拒绝。不错，贞贞在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行为，是她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去日*那里做了随营妓女，但是她更重要的行为，是拒绝“国”和“家”对她本人的解释。无论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或是失去了贞节的“破鞋”（同情她的家人和蔑视她的家乡人在这一点是一致的），贞贞都漠然地不予接受，不认为她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接受这些意义。2?贞贞拒绝被解释。在这里，小说叙事安排贞贞抗拒贞节观念，并不特别震惊读者，因为这是“五四”以来已经为人们熟悉的一种叙事；但是，小说叙事还安排贞贞拒绝成为对民族国家有功的英雄，这却有很大的破坏性，并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在这叙事里，女人不仅拒绝民族国家话语所规定的秩序，而且在争夺对女人的解释权，争讲故事权。当然，《我在霞村的时候》对这一点表现得并不十分强烈，相反，声音相当微弱。但无论怎样微弱，这里却孕育着生发一种新的词语系统和意义系统的可能性，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的情形与此十分相似。由于是杂文笔法，丁玲的这篇文字如果从表面上看，所讨论的问题都相当琐碎，但在每一种琐碎的议论之中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女人要争夺解释权，女人的意义首先要重新叙述。特别在文章结尾处，丁玲直接把“首先取得我们的*权”这种语言称作是“大话”，她申明，她不对女人讲这些“大话”，而是以“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等“小话”劝诫她的同性。3?怎样读解这种“小话”与“大话”的对立？这只能是一种隐喻。这一隐喻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样，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讲述女人的意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严重的对立。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诠释丁玲在年之前延安时期的写作，那么丁玲的杂文以及其他作品，完全可以赋予以下的意义：不论丁玲自觉程度如何（这并不重要），她在抵抗毛文体的同时，企图开出一片新的话语空间。
四不用说，丁玲的努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毛泽东在年发动的整风运动，把丁玲以及那些有类似丁玲想法的知识分子（丁玲不过是个例子），投入了革命的熔炉真正熔炼了一番。这确乎是个奇迹，一场运动过后，知识分子不仅放弃了对毛文体的抵抗，从此成为毛文体的热情、积极的宣传者、生产者和捍卫者，而且终生不渝。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弄清楚丁玲在整风期间的经历。丁玲晚年在一些回忆文章和谈话中偶有涉及，但很零散，其重点往往在毛泽东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做了怎样的区分等等。至于其他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不仅数量不是很多，其中重点又往往在对“抢救运动”的批评和反省上，而对整风的中心部分，即建立一套完整的话语习得和话语生产机制，以建立毛文体的绝对权威这一运作过程，可以说完全没有人涉及。
虽然如此，对研究丁玲在整风中的表现及经历来说，我们手头有两个可靠的文本，一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后来以“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为题在延安刊物《谷雨》第五期发表；一篇是在延安文艺界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31比较一下这两个文本，会帮助我们了解整风中的丁玲。读《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我们不难看出丁玲是怎样在努力学习《讲话》，怎样把毛泽东的词语系统融进自己的语言。例如“共产*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的立场，中央的立场”这类句子，丁玲已经运用得十分熟练了。不过，在这篇讲话里，我们仍然能找到一些与毛文体不能相融的语词。例如丁玲在谈到知识分子如何受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时，有这样的句子：“也许这里养成了我们一些崇高的感情，然而或许却是唯心的。”这显然与《讲话》的精神不符。又如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时，丁玲说，这是“把这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格中的种种磨练。这种改造在他个人说来是件伟大的事业，所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32把知识分子的改造，说成是件“伟大的事业”，丁玲此时显然还没有完全学会夹起尾巴做人。丁玲这篇讲话的时间，是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23日期间召开），过不久，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做了批判王实味的发言。虽然与前一发言之间，相隔不过一个月左右，但丁玲这时的语言已较前大不相同。除了上一次讲话中那种不得体的语词已经被洗净之外，还有文风上的明显变化——这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被丁玲一直保持到晚年的文风，例如“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的思想和反*的行为，已经是*治的问题”，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在对《“三八节”有感》一文检讨时，丁玲说：“那篇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那文章里只说到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的看问题；那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这对*是毫无益处而且有障碍的，我再三地告诉你们，这不是好文章，读文件去吧，你们会懂得这话的意义”。33这里除了“我再三地告诉你们……读文件去吧”的语气仍然透露出一些丁玲的个性之外，其他的语言都已经不再是丁玲的——那个写过《莎菲女士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丁玲。
这已经是一个进入毛文体并且被毛文体改造过的丁玲。
丁玲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完成她的语言的“转向”？何况，完成类似“转向”的知识分子绝不是丁玲一个人。事实上，经过延安整风，来自五湖四海的千万知识分子，从此都放弃或忘记了自己曾占有过的语言，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话语秩序。甚至可以说，那样大量的知识分子都认同毛文体，并在毛文体的各种形式的再生产中奉献自己的一生，这恐怕才是延安整风的最大成绩。
延安整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它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来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因为延安整风联结着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许多运动，它们又分属思想、*治、经济、*内斗争、国际共运、帝国主义侵略等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