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扣紧题目,不离不弃”却实在是个老大难。审题偏差哪里仅仅是题目障碍造成的呢？如果缺乏基本的审题意识和审题能力，就是再简单的题目也难免走偏，失足成恨。
比如《我心如花》这个文题，该如何审呢？
首先得注意“花”。为什么要写花呢？显然，“花”是“我心”的参照物，是镜子。题目中的“花”虽不如“我心”这个主体那么重要，但“我心”这个抽象的、无形的、难以直接言说的情感态度之类的东西却要靠“花”这个具体的、有形的、可比可拟的东西来表现。所谓菊比隐逸，牡丹比富贵，莲寓高洁等都是经典的例子。
抽象的“心情”要以某种具体的“花”为载体，通过类比联想，让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为大家认可的逻辑关系，从而完成借景抒情、借物抒怀、托物言志等等的目的，那么花就是必须要写
的东西。不写花就好像旧时相亲找对象，媒婆说男孩帅气，女孩漂亮，可你真能相信她说的话吗?
那是不是有了“花”字就算扣题了呢？未必。因为这里的花必须是具体的形象的，必须是已描已画的，最好是有名有姓的、有着独特个性的花之个体。就是说，必须有对花的记叙或具体的描写才能算是写了花。你可以写形，写状，写色，写味，也可以写与之有关的人物、事情。你可以工笔写形，简笔写神，或者拟人、象征写意，而不能提到个“花”字就算完了。因为花的集合只会单调空泛得让人生厌。再说，人有千万心有千万，怎一个笼
统的花字了得？何况有的花还是害人的花，比如那个罂粟，美丽妖艳，荡人*魄，可它却是毁人身心的“恶之花”！要是谁心如罂粟，那可绝不是让人喜欢的事情。
二要注意“心”。这“心”当然不是指人体的一种生物器官，而应该指的“心
情”“心思”“思想”等属于“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样的精神范畴的东西。
心情有万千种，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心情；就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心情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民间有“人心昼夜转，天变一时间”的说法。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等，乃至性格、品质都可以属于“心”的范畴。当然，明白“心”的含义不难，但是能不能将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要注意“如”字，即“我心”和“花”之间的有机联系。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是这个题目的应有之意。
这联系会因各人的爱好、经历、气质、修养、精神状态、学识视野等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古代有“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今人有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说的都是这样的意思。就算是同一个人，也会因年龄不同、境况不同、而爱有所偏。当然，同一种花，也会因写作者个人的境遇不同而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心情。比如梅花，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充满孤独和愁苦，而毛泽东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则充满了自豪和乐观。当然，作为共同的物种，人类也会有相同的或相似的喜好和心情，有时候甚至还会心有灵犀，不约而同。比如，对于四季，文人墨客大多伤春悲秋；对于月亮，离别之人大多喜圆恨缺，等等。
四是我。题目是“我心如花”，不写“我”行吗？肯定不行。文中有“我”，也就是说要表现个性。自我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而不是共同的、相似的、人云亦云的。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斯宾塞说，个性是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和最大的保障。当然，这个“我”可以是经历着的、观注着的我，写成记叙文；可以是愉悦着的、欣赏着的我，写成写景抒情文；可以是思考着的、分析着的我，写成议论或哲理文。
有人说，任何文章只要写出来本身就都打上了作者思想感情的烙印，都有“我”的存在，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要知道,对于一篇具体的文章而言，“我”这个人是有隐显之别，有台前幕后之分的。比如，写实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有“我”的。文中有童年少年的“我”，“我”玩斑螯，“我”拔何首乌,“我”摘覆盆子，“我”听美女蛇的故事，“我”雪地捕鸟，“我”问怪哉虫；“我”到三味书屋后面的园里玩，“我”找蝉蜕，“我”折腊梅花，“我”看老师读书，“我”描绣像；甚至还有人到中年的写作本文时的“现在”的“我”，“我”回忆，“我”惆怅,“我”快乐，“我”失乐。再比如,写虚的小说像《最后一课》、《孔乙己》都是有“我”的。但是像《变色龙》这样的第三人称的文章，你说文中的“我”是什么样的？像《孙权劝学》这样的记历史人物的文章，哪里有“我”?《我心如花》的“我”应该是个活生生的站在大家面前的实实在在的人物,应该有貌可见,有言可听,有行可动,有思可想,应该是一个被记叙了的或描写了的人物。这个“我”一定是活动着的“我”，不是静止的人称代词的“我”，更不是隐藏在幕后的“我”。